《易》“時”初義考
——《周易》“時”觀念的知識線索
作者：吾淳（上海師范年夜學哲學與法政學院傳授）楊麗娟
來源：《中國哲學史》，2020年第4期
摘要：“包養網站時”是《易》觀念與思惟的一個主要內容，是《易》的最基礎性源頭及范疇之一。諸多研討中關注《易》“時”觀念構成的很少，關注此中知識基礎的則更少。包養留言板本文旨在對《易》“時”初義的知識基礎加以考辨，重要考核歷代學者關于《易》“時”的懂得；兩儀與陰陽；四象與四時；八卦與節氣；太極與回歸年長度；時、位關系；卦圖與時、位；三易說與諸觀念。這些考核以知識之“時”作為線索，對包含兩儀、八卦、太極、時位等主要問題都給予了某些新的解釋。通過這一考辨或考核，希冀對于《易》的解讀能夠回歸其更為本初的涵義，對于《易》的解讀能加倍關注此中的知識原因與本源。
關鍵詞：《周易》；時；初義；知識線索
“時”是《易》的最基礎性源頭及范疇之一，主要性無須置疑。作為語詞，“時”重要見于《易傳》的《彖傳》和《系辭》，行文中多處充滿著對“時”的論述和感嘆，稱“時義年夜矣哉”。也是以，歷代治易學者都非常重視這一語詞及其內在蘊涵。
漢代“象數易”多從季節、時令、物候解“時”，并發展出以孟喜、京房為代表的“卦氣說”。“卦氣說”起始于西漢孟喜，其將坎、離、震、兌作為四正卦主四時，并將四正卦的二十四爻分別與二十四節氣相對，進而又以六十卦配七十二候。之后，京房在孟喜基礎上加以闡發更改，以“通變”治易，但是常常與讖緯、災異相勾連。東漢荀爽不言卜筮，以爻位起落解卦爻辭，將爻看作是“位”，六爻隨時而動，提出“順時者成，逆時者敗”(《周易集解》)，“卦變說”由此而來。之后，虞翻以象數治易，以八卦與天干、五行、方位相共同，將“時”與季節相配，言“艮為時，震為行，與損同義，故‘與時同行’也”(《周易集解》)。荀、虞釋“時”皆重時勢。
至魏晉，王弼掃象取義，開“義理易”之台灣包養網風。王弼提出“適時說”:“夫卦者，時也；爻者，適時之變者也。”(《周易略例》)以為卦爻險易分歧，因時而變，因時而異，強調正人要適時而動。朱伯崑師長教師認為，王弼適時說，企圖“擺脫漢易中包養金額象數之學的框框，即不以互體、卦氣、取象等論吉兇。他認為卦爻之義因時而變。所以人們的活動也應因其所處的時位而分歧，所謂‘觀爻思變，變斯盡矣’。”1之后，韓康伯、孔穎達對“時”的認知都承襲王弼而來。
宋明時期學者釋“時”著重“義理易”。張載《橫渠易說》提出“隨時”命題。程頤特揭“時”之“隨時”一義，稱“隨時變易以從道也。”(《周易程氏傳》)并且程頤也更重視“時用”。而朱熹則解“時”為“當然也”，也即理之本然，由是“時”更成為一個不證自明的主要概念，這對后世產生主要影響。明代蔡清明確指出:“《易》道只是時。”(《易經蒙引》)方孔炤注《易》以“時”立論，提出“先儒謂學《易》在知時，時即學《易》極處，即時中也。”(《周易時論合編》)這些論述廣泛強調“卦時”“時中”“時包養ptt用”。之后，清儒李光地沿襲諸儒卦時、爻位之說，認為卦時應該同位、數、體、氣、象以及卦德相互關聯來懂得。
現當代學者對“時”的認識，在視角與方式上皆有拓展，大略包含:1、文字訓詁的解讀。如黃黎星剖析了《周易》辭句中“時”的意蘊，指出象數易、義理易對“時”的模擬與思慮；2連邵名則在解釋“時”基礎上擴展出“可”“中”“是”等引申義。32、結合卦象爻、位懂得。如黃壽祺、張善文包養價格認為“時”是指每卦征象的特定佈景，六十四卦是“從分歧角度喻示天然界、人類社會中某些具有典範意義的事理。”43、針對具體時間觀的思慮。如臺灣學者黃慶萱、林麗真把“時”分為時間的知解和時間的運用，前者包含“觀天”“察時”“明時”，后者包含“待時”“趣時”“與時同行”；5王振復則將“時”看作是介于神性時間和人道時間的巫性時間。64、抽象的哲學思慮。如王新春認為“時”統攝空間又容納萬象，是時、空、物三者統一的抽象概念。75、將“時”作為行為準則，趙士孝、董根洪、程立功、鄭萬耕等多位學者對此作過討論和闡發。8
但縱觀學者們對“時”義的解讀，不難發現年夜多脫不開時勢、時遇套路或“時中”“時行”“時變”等概念窠臼，且倫理化傾向嚴重，而此中的知識問題或“知識感性”問題廣泛被忽視，而這恰是本文的關切地點。
一、兩儀與陰陽
《易傳·系辭上》這段有名論斷為眾人所熟知:“是故《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定吉兇，吉兇生年夜業。”我們就由此進進考核。
起首，“兩儀”何謂?高亨《周易年夜傳今注》釋為六合，9周振甫《周易譯注》亦釋為六合，10黃壽祺、張善文《周易譯注》曰:“兩儀，六合，此處指陰陽二氣。”11而這些解釋均秉後人之說。據《系辭上》:“天尊地卑，乾坤定矣。”“一陰一陽之謂道。”《說卦傳》:“乾，天也，故稱為父；坤，地也，故稱為母。”可知“兩儀”釋為六合、乾坤或陰陽都是可以的。而如若結合《老子·四十二章》“道生一，平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萬物負陰而抱陽，沖氣以為和”，則《系辭傳》“是故《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的論斷。明顯與之存在著對應性，如《系辭傳》“《易》有太極，是生兩儀”與《老子》“平生二”之間即存在著對應。由此，按《老子》“萬物負陰而抱陽，沖氣以為和”及《易傳》“一陰一陽之謂道”，則“兩儀”釋“陰陽”似加倍公道，這反應或體現了一種基礎的宇宙觀念，也應當看作是當時一種廣泛的認知或觀念，假如將《易傳》重要看作是儒家的著作，此則反應出儒家與道家間的一種思惟或觀念的交通。
當然，“陰陽”或“兩儀”都是高度歸納綜合的哲學概念，并且是中國觀念與思惟的獨特表達。而我們需求清楚且必須明白，這一概念或觀念其實并不深奧，它所代表或反應的是人類晚期廣泛構成的對立、對稱或二分觀念，并且，它也是人類晚期一種非常主要的思維方法。從已有人類學與考古學研討來看，這樣一種觀念或思維早在采集和狩獵的年月就已經樹立起來。在采集和狩獵活動中，原始人留意到在天然中廣泛存在著對立或二分現象，且此中相當部門與“時”有關，如太陽起落、月亮盈虧、天氣冷熱、季節冷暑、草木枯榮，諸這般類，多是一種自發的感知。列維-斯特勞斯《野性的思維》就供給了這樣一個事例:澳年夜利亞孟金人地點地區一年可分為兩個對立的季節，雨季和旱季:雨季是七個月，異常干燥；旱季是五個月，豪雨滂湃。“這種劃分方法深入影響了土著的思惟和活動。”不僅這般，“正像季節和風向按兩半族劃分(旱季和西風、東南風屬杜亞半族；而雨季和東南風屬伊里梯亞半族)一樣，宏偉的神話戲劇中腳色蛇與瓦拉維拉克姐妹，也分別與旱季和雨季相聯系。”12一朝一夕，這些對立或二分現象就成為了最基礎的知識，進而又構成了最基礎的觀念。
由此可見，作為與“時”親密相關的“陰陽”“兩儀”即對立觀念是人類所廣泛具有的一種天然觀念，并且其早在采集與狩獵的年月也即舊石器時期就已產生并固定下來，其觸及人類晚期生涯中最日常的現象，包含一日之晝夜，一月之盈虧，一年之冷暑，“兩儀”即“時”之兩極。
二、四象與四時
其次，“四象”何指?高亨《周易年夜傳今注》釋為四時，“四時各有其象，故謂之四象。”并說“少陽、老陽、少陰、老陰四種爻乃象四時。”13周振甫《周易譯注》亦釋為四時，14黃壽祺、張善文《周易譯注》曰:“四象，指少陽、老陽、少陰、老陰”，“在時令上又象征春、夏、秋、冬。”15可見以上各注對于“四象”解釋并無不合。不過，就天然知識而言，“四象”或“四時”實則指二至與二分，二至即冬至與夏至，二分即春分與秋分。二至與二分是人類進進農耕文明之后因農作即耕稼需求而必定產生的知識，或必定請求的知識。當然，二至二分作為確切知識的獲得應當經歷了一個漫長的過程。需求指出的是，有別于對立觀念的自發感知，對二至二分的探尋與掌握乃是一種自覺認識的結果，或是一個由自發到自覺的認識過程。
我們了解，晚期的農業活動往往是通過物候觀察以獲得相應的新聞。原始人留意到天然界中植物的生長、動物的習性都與特定季節相關，由此種植及畜牧活動可以從天然界中獲得新聞。如《夏小正》:“啟蟄，雁北鄉，雉震呴，魚陟負冰”，“囿有見韭，時有俊風，冷日滌凍涂，田鼠出，農率均田，獺祭魚，鷹則為鳩”，而這些物候所提醒的農事活動是“農率均田”。可是，對于農業生產來說，物候觀察畢竟有很年夜的局限性，因為生物的生長和活動凡是要遭到許多復雜原因的影響，物候觀察所獲得的信息未必精準。
在經歷了較長時間的摸索之后，原始先平易近發現天象觀察同樣可以供給包養心得季節變化的信息，並且比物候報時更為準確，于是他們便漸漸將眼光投到天象上，位于英國索爾茲伯里的斯通亨奇巨石陣就是一個典範例證。巨石陣始建于新石器時代早期(約公元前2500年)，以后陸續增建，歷時1000多年于青銅時代(約公元前1500年)最終完成。以往人們一向認為該巨石陣與宗教崇敬有關，但自17世紀以來，人們開始留意到每年夏至時太陽正好在石圈出口處的標石上方升起。1963年，英國地理學家G.S.霍金斯應用電子計算機，把巨石陣中各石地位及其坐標數據與公元前第2千年的天象加以對比測算，發現這一環狀列石的一些關鍵性結構及連線和一年中太陽、月亮的運行路線相合處達24處之多。16
受此啟發，中國的地理與考古任務者也用類似的方式來清楚先平易近所獲得的知識，并已獲得相當豐碩的結果。1979年，考古任務者在山東莒縣凌陽河畔發掘出幾件屬于年夜汶口文明的陶尊，根據陶尊上符號的提醒，人們發現在陶尊出地盤點的東面山上有五座山嶽，而陶尊出地盤點四周有塊石頭，從這塊石頭看向東邊中心的山嶽，當太陽在峰頂上出現時恰是春分。171988年，考古任務者又在河南濮陽西水坡發現一座仰韶文明時期的墓葬(45號墓)。有學者對泉臺實際尺寸作了研討，計算表白，其蓋圖所表現的分至日晝夜關系很是公道，特別是春分、秋分日道，其準確水平簡直不差分毫。182003年以來，山西襄汾陶寺夏文明遺址的發掘研討獲得嚴重進展，研討者發現陶寺城址祭奠區建筑IIFJT1很有能夠是一所兼觀象授時和祭奠效能包養甜心網為一體的多效能建筑，此中觀象重要是通過夯土柱縫隙、延長線及與周邊山嶽的關系來進行。模擬觀測在很年夜水平上證明了這包養網心得一點，相關報告稱:2003年12月22日冬至日，確切時間是早8時17分至8時包養妹20分，在東2號縫觀察到日出情況；2004年1月21日年夜冷，確切時間是早8時15分至8時21分，在東3號縫觀察到日出情況。19
在此基礎上，我們發現《尚書·堯典》中有對四仲中星及與四時或分至日關系的記載:“日中、星鳥，以殷二月。”“日永、星火，以正仲夏。”“宵中、星虛，以殷仲秋。”“日短、星昴，以正仲冬。”簡單地說，就是春分鳥中，夏至火中，秋分虛中，冬至昴中。這里分別指出了四時的中星及其與二分二至的關系。20關于《堯典》的成書年月，普通認為能夠不會早于殷末，并且此中有不少是后人的增益包養價格。但正如不少學者所指出的，這并不料味著《堯典》所記全然沒有依據，此中有一些很能夠就是彼時情況的反應。王世舜在其《尚書譯注》中就舉例:“法國人卑奧根據馬融以前對《堯典》的四仲中星的解釋，推斷出那是公元前二三五七年的二分二至的地點點，從而證明《堯典》中的四仲中星確實是堯時的地理記錄。”21至年齡，二至二分語詞包養金額完整構成:“二至二分，日有食之，不為災。日月之行也，分，同志也；至，相過也。”(《左傳·昭公二十一年》)
又據《周禮》對圭表和日晷測日的記載，我們可知前人“四時”知識是若何獲得的。如《地官·年夜司徒》:“以土圭之法測土深，正日景，以求地中。日南則景短，多暑；日北則景長，多冷；日東則景夕，多風；日西則景朝，多陰。”結合“四象”包養網推薦，即反應一年中白晝最長的夏至日投影線最短，其端點可以乾卦表現；一年中黑夜最長的冬至日投影線最長，其端點可以坤卦表現；白晝與黑夜等長的春分、秋分則分別以離卦和坎卦來表現，其位于表桿處，因正對太陽，故無投影。
三、八卦與節氣
進而，我們考核一下《周易》“八卦”有何意蘊?按《說卦》，“六合定位，山澤通氣，雷風相薄，水火不相射，八卦相錯。”“八卦”凡是被認為是指天、地、山、澤、雷、風包養金額、水、火八種事物。《周易乾鑿度》引孔子語:“八卦成列，六合之道立，雷風水火山澤之象定矣。”高亨《周易年夜傳今注》在《系辭上》《系辭下》《說卦》等篇對“八卦相蕩”“八卦成列”“八卦相錯”等的解釋中亦均持此說。但這里有個問題，就是“四象生八卦”。如按“四象”即“四時”，則意味著“四象生八卦”就是春、夏、秋、冬生出天、地、山、澤、雷、風、水、火，這何故能夠?
但若用“時”觀之則就不存在這個問題。換言之，所謂“八卦”，就是在“四時”即二至二分也即冬至、夏至、春分、秋分的基礎上，再加上四立，即立春、立夏、立秋、立冬，這也可以稱作“八時”，八卦最後應就是對這一“時”知識的反應。仍以圭表或日晷作為東西。此中立春的投影位于東至與春分之間，立夏的投影位于春分與夏至之間，立秋的投影位于夏至與秋分之間，立冬的投影位于秋分與冬至之間。就卦名而言，立春為“震”，春分為“離”，立夏為“兌”，夏至為“乾”，立秋為“巽”，秋分為“坎”，立冬為“艮”，冬至為“坤”，這般也就有了八卦。對此，《說卦》中也有相應的解釋。
這般，《易傳·系辭上》“是故《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這一論斷在“時”觀念的視域下已經可以獲得連續、完全的解釋。
更進一個步驟，從理論上講，當八卦地位確定后，六十四卦中其余各卦的地位也都大略能夠獲得確定。也就是說，六十四卦與八卦是一樣的，其同樣反應了陰陽四時新聞。那么，六十四卦畢竟是若何確定的?這里說一個現象。在新石器時代的一些陶器上已經有把圓分紅等份的做法，最多至80等分。據《中華文明史》:“要相當均勻地分劃圓周為80等分，可以先把一個圓周分紅2等分，再分紅4等分，進一個步驟分紅8等分、16等分。然后把16等分的每1分再估分紅5等分。”22這說明在當時圓盤與刻度知識都已經具備。但《中華文明史》又說:“盡管我們現在還說不出來，當時畢竟是若何完成這2等分的。”其實換個思緒，即如不單純地將割圓看作有關數或幾何知識，而是看作地理歷法知識，則這一等分問題或許就能獲得解決。假設代進一年天數，則“八卦”或“八時”實際上是將一年360多天區隔成8個時段，每個時段約45天，二十四節氣實際就是以此為基礎再將每45天三等分，也即15天為一個等分。而我們可以設想，六十四卦依據包養軟體同樣的道理年夜致也能獲得，或許還可以這樣假設，在必定水平上，六十四卦的朋分也是當時清楚一年天數與節氣的主要一環。
四、太極與回歸年長度
但“時”知識的發展并未就此打住。事實上，“四時”知識與太陽回歸年長度知識是同步進展的，并且，晚期地理觀測的量化尤其體現在太陽回歸年長度的確定中。回歸年長度確切天生于何時已難詳考，但從現有考古發現來看，這一摸索同樣可以追溯至很是久遠的年月。如1972年至1975年，考古任務者在鄭州年夜河村屬于新石器時代仰韶文明的遺址中發掘出大批繪有紋飾的彩陶片，先后兩次碳14測定，顯示這些遺物的年月距今為5040±100年和4500±100年。這些彩陶片上的紋飾有相當一部門與天象觀察有關，包含太陽紋、月亮紋、星座紋等。有興趣思的是，考古學者還根據陶器殘片的弧度復原出整圈曲面，并驚奇地發現其實際是由十二個太陽所組成；在地理學家看來，這是具有主要意義的，因為這意味著早在仰韶時期的古年夜河村人就很能夠已經了解可以將太陽的一周路徑區隔成十二等分。這也包含這般假設，即古年夜河村人有將一年分紅十二個太陽月的知識，一個太陽月為30天。23
這里也就觸及到太極圖的問題，天然，條件是我們切勿將太極圖看得過于玄虛。據張朋川《中國彩陶圖譜》，在廟底溝類型彩陶紋飾中就有許多類似∽形的陰陽對應圖形，而至距今4500年擺佈的屈家嶺文明時期，彩陶圖案上已出現非常規整的∽形“太極式”旋紋。24我們可以年夜膽地推測，屈家嶺文明彩陶紡輪上的∽形旋紋或許也與地理觀測有關。換言之，太極圖與屈家嶺文明彩陶紡輪∽形旋紋之間也很能夠存在著某種聯系。這里仍觸及日晷，當然，日晷的圓盤應當是能夠旋轉的，因為只要這樣才幹通過對逐日或規定日數的觀測來記錄或標出∽形旋紋的拋物曲線。從技術的角度來說這應當不存在問題。在當時，快輪制陶需求有圓盤，它是可以旋轉的。也就是說，制陶所用圓盤或許就有能夠對日晷記錄或標出∽形旋紋產生過某種啟發。假設根據長期的觀測，原始先平易近已經能夠以二分二至概念以及四時周期循環觀念作為基礎，在圓盤上標出一年365或366天的刻度或年夜致刻度，則逐日按順時針標的目的移動一個刻度并標出投影點，或規定數日移動相應刻度并標出投影點，25然后連接起來，就可獲得相應的拋物曲線，具體如下:
如從冬至日起觀測投影，直到春分日，其間經過立春，歷經90余日，將逐日或規定數日觀測到的投影連接起來，則可獲得一條左旋的拋物曲線(圖1)。如從夏至日起觀測投影，直到秋分日，其間經過立秋，將逐日或規定數日觀測到的投影連接起來，則可獲得一條右旋的拋物曲線(圖2)。如再將上述兩條拋物曲線合并，使冬至位于正包養故事上方，夏至位于正下方，且處于垂直狀態，則成為如下這樣一條拋物曲線(圖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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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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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理，如從春分日起觀測投影，直到夏至日，其間經過立夏，歷經90余日，將逐日或規定數日觀測到的投影連接起來，則可獲得一條左旋的拋物曲線。如從秋分日起觀測投影，直到冬至日，其間經過立冬，將逐日或規定數日觀測到的投影連接起來，則可獲得一條右旋的拋物曲線。如再將上述兩條拋物曲線合并，可同樣獲得一條拋物曲線。26
有興趣義的是，上述拋物曲線就恰是屈家嶺文明彩陶紡輪上的∽形旋紋，我們也可以猜測這就是后世所謂太極圖顯示的圖形。而就哲學觀念來說，上述∽形旋紋或太極圖正反應出了陰陽兩儀的新聞。是以，歷史上曾經有過的太極圖很能夠并非向壁虛造，有能夠是地理觀測的結果，只是后人解釋多偏于玄奧和奧秘并賦予其巫術顏色。
當然，太陽回歸年精確數值的獲得必定經歷了非常漫長的過程，其能夠還包含更多的摸索實踐，例如紀日法。研討表白，夏帝王中有以天干定名的，陳夢家說，《夏本紀》的年夜康、中康、少康(康即庚)、孔甲、履癸等都以天干為名，27故天干紀日之法當不會晚于夏代。之后，商代在此基礎上進一個步驟發展出更為完全的干支紀日方式。陳夢家在《殷虛卜辭綜述》中列舉了許多有關殷代歷法的例證，如:“帝其及今十三月令。”(《乙》3282)這是年終十三月置閏的例證；又如:“月一正曰食麥，甲子至癸巳。”(《后編》下1.5)這是干支紀日的例證。《中國思惟通史》將殷人的地理知識結果年夜致歸納綜合為以下五法，非常簡要明了:(1)紀日法、(2)紀旬法、(3)紀月法、(4)紀時法、(5)紀祀法。28干支紀日的意義不容小覷。天干紀日是通過10天為一個單元紀日，也本日后一旬；干支紀日則通過60天為一個單元紀日，其一拆為二就是一個太陽月，而6個干支單元則為360日也即大略一年。這些，都應是測算太陽回歸年長度的主要方法。由《尚書·堯典》“期三百有六旬有六日，以閏月定四時成歲”，可知已基礎接近太陽回歸年實數。再之后，周人應用圭表測影方式以確定分至日的準確時間，再輔以相應的計算，就可以使回歸年長度的測算達到更高的準確度。年齡早期，伴隨觀測程度的年夜幅進步，回歸年長度終于確定為3651/4日，這一回歸年數值比實際長度僅多11分鐘，同時這一時期的歷法已經采用十九年七閏的置閏周期。長期包養
五、時、位關系
現在我們來解讀《周易》中的“時”“位”關系。《周易》中“時”“位”關系中的“位”，凡是懂得是指爻位。這樣一種懂得源自《易傳》，如《乾卦·彖傳》曰:“年夜明終始，六位時成，時乘六龍以御天。”《說卦傳》曰:“分陰分陽，迭用柔剛，故《易》六位而成章。”這里的“六位”皆指“六爻”，亦即爻位，由此這也成為人們懂得或解釋《易》時、位關系的普通共識。如臺灣學者林麗真說:“若說六十四卦代表六十四種時況或時段，每一卦中的六個爻位，便代表此一時況或時段中的六個時間質點的處所。換言之，由初、二、三、四、五、上，依序擺列起來的六個爻位，以及爻與爻之間的聯系與活動，就預示了一種時間狀況的動態意義及其發展征象。”“這樣，藉著六個‘爻位’所系聯而成的整體狀況，便可看出這一卦的‘卦時’。可見在《周易》的系統中，‘位’與‘時’的關系，應是親密相聯的。”“位”不離“時”，“時”不離“位”；“時”需依“位”以顯其義，“位”亦需依“時”而有其成。29這可以說是懂得《易》時、位關系很是具有代表性的認知。
但是，《易傳》中關于時、位關系還有另一種懂得。《說卦傳》言:“萬物出乎震，震，東方也。齊乎巽，巽，東南也。……離也者，明也，萬物皆相見，南邊之卦也。……坤也者，地也，萬物皆致養焉……兌，正秋也，萬物之所說也，……乾，東南之卦也，言陰陽相薄也。坎者，水也，正南方之卦也……艮，東北之卦也，萬物之所成終，而所成始也。”在這里，《說卦》是將八卦與季節(時)和方位(位)結合在一路論述的，也是以，“時”(季節)與“位”(方位)有了對應性。30
人類學的研討顯然更支撐這后一種“時”“位”關系，此中的觀念可推向更為久遠的年月，且具有廣泛性。如列維-布留爾說:“4這個基數和以4為基數的計數法，其來源能夠歸因于在所考核的平易近族的集體表象中，東南東南四方、與這四個方位互滲的四個標的目的的風、四種顏色、四種動物等等的‘數—總和’起了主要的包養情婦感化。”31列維-斯特勞斯《野性的思維》對這一空間與時間的對應性同樣有所記載，泡尼印第安人舉行祭典的棚屋的柱子按其標的目的選自涂有分歧顏色的四種樹木，這些顏色自己分別象征著一年四時的標的目的，具體如下:白楊樹、白色、東北，美洲楓樹、紅色、東南，以上空間上均歸于南，包養犯法嗎時間上均歸于夏；榆樹、玄色、東北，柳樹、黃色、東南，以上空包養一個月價錢間上均歸于北，時間上均歸于冬。32
其實，中國本身的文獻如《山海經》也同樣證明了這一點。“東方曰折，來風曰俊。”(《年夜荒東經》)“南方曰鹓，來之風曰。”(《年夜荒東經》)“南邊曰因乎，夸風曰乎平易近。”(《年夜荒南經》)東方“有人名曰石夷，來風曰韋，處東南隅以司日月之長短。”(《年夜荒西經》)留意，這里方位與風神的關系實際就是方位(位)與季節(時)的關系。之后，在殷人與周人這里，四方與四時的關系同樣緊密。丁山說:“殷商時代四方風名，確涵有四時節令的意義；其四方神名，則滿是天空上的歲次。”并說:“方帝，當然是禘于四方神明，即甲骨文所謂‘東方曰析，南邊曰粦，東方曰彝，南方曰’這四方年夜神，至兩周時則稱為‘析木、鶉火、豕韋、實沈’，至《淮南子·地理篇》則謂之‘子、午、卯、酉為二繩，斗指子則冬至，指卯中繩故曰春分，指午則陽氣極而夏至，指酉中繩故曰秋分。’”33又常正光也表達了雷同的觀點:“四方是以定點為中間，對空間的區分，四時是時間推移的特征，看來時空概念各異”，但根據“測四方知四時的實際，四方和四時，空間和時間又不克不及朋分。”34
此外，近幾十年來大批考古學結果也為我們供給了相關信息。在中國西部、東部、中部以及南部等地區出土的彩陶上都廣泛繪有一些十字形、米字形圖案，如甘肅馬家窯文包養價格明包含石嶺下文明和馬廠文明出土的陶器上常有十字和米字形圖案；甘肅齊家文明出土的陶器上有十字形圖案；山東年夜汶口文明的陶器上有八角星紋；湖北屈家嶺文明的陶器上有十字紋；南京北陰陽營文明的陶器上也有十字和米字形圖案；福建曇石山文明出土陶器上有十字紋。散布于各處的十字形、米字形不克不及簡單懂得為是對圖案的喜愛與傳播，晚期思維起首是關注實用性。以1987年安徽含山凌家灘發現的一處距今約450包養價格ptt0年(一說距今5500年前后)新石器時期遺址為例。該遺址發包養合約掘出一長方形玉片，玉片呈牙黃色，兩面精磨。玉片正面中間地位刻有兩個鉅細相套的圓圈。在小圓圈里，刻有八角星紋圖案。在年夜圓圈之外與玉片的四角之間，各刻有一個箭頭。而在小圓圈與年夜圓圈之間有八條直線將圓朋分為八等分，在每一等分中各刻有一個箭頭。可以這樣猜測，年夜圓圈外的四個箭頭意味著“四方”，而年夜圓圈內的八個箭頭則意味著“八方”。35當然，此中同樣能夠包括有“四時”或“八時”之意。36
凡此種種，都表白方位與“時”的對應具有廣泛性，而爻位與“時”的對應則具有特別性，考慮思維進程應當廣泛性優先。
六、卦圖與時、位
同樣，卦圖與“時”“位”也有著關聯。歷史上包含平易近間有著各種各樣的八卦圖。據清華年夜學公布其所躲竹簡中有一篇題作《筮法》的文獻，此中附有一卦位圖，將八卦分置八方。依李學勤，這是今朝所發現的最早的八卦圖。但是也有研討指出，此圖實則是托卦圖之形來論述政管理念。其實，從新石器時代彩陶圖紋上的米字或八角圖紋、安徽含山凌家灘玉片上八角星紋圖案，以及《山海經》和殷墟卜辭的相關資料，再到后世所謂八卦圖，這之間應存在著邏輯的聯系，即方位和時間知識與觀念的延續。換言之，后世所謂八卦圖同樣是與方位和時間知識及觀念相關聯的，其所要傳達的就是“時”“位”關系。有所變化、發展或分歧的是，八卦圖與《周易》卦象或卦名相勾連。由此亦可見，八卦圖就其知識及觀念源頭而言，本無太多奧秘性質。只是后世八卦圖由于受《周易》占筮活動及其解釋的影響，是以便被賦予了過多的奧秘顏色。
根據前人的知識與觀念，“時”“位”對應的八卦圖大略如下:
這說明，前人已知季節是循環的，那么，由冬至到冬至或由夏至到夏至就構成一個整圓，如後面太極圖。由此，結合方位的知識，二至二分可以構成圓中的東、南、西、北4個刻度，四立又增添了東北、東南、東北、東南4個刻度，合計共8個刻度，此中每個刻度之間約45天。若配上卦名，則是:夏至、南邊、乾卦；立秋、東北、巽卦；秋分、東方、坎卦；立冬、東南、艮卦；冬至、南方、坤卦；立春、東北、震卦；春分、東方、離卦；立夏、東南、兌卦。這應當就是由原始季節(時間)和方位(空間)知識與觀念而來并結合了《周易》宇宙觀念的八卦圖。
而考核易卦與時、位的關系，天然不克不及不提漢代孟喜。《漢書·儒林傳》說孟喜“得《易》家候陰陽災變書”。孟喜的主要理論是卦包養價格ptt氣說，該說已經留意到了上述“時”“位”關系，并試圖將其納進易卦來加以解釋，即“卦以地六，候以天五，五六相乘，新聞一變，十有二變而歲復初。”又據《新唐書》一行《卦議》，可知孟喜卦氣說重要包含四正卦和十二辟卦。此中“四正卦”是指坎、震、離、兌，以“四時”配“四方”，又以易卦配候氣或節氣。此中坎為北正，始于冬至，極于春分；震為東正，始于春分，極于夏至；離為南正，始于夏至，極于秋分；兌為西正，始于秋分，極于冬至(《新唐書》卷二十七上)。普通認為，孟喜這一“四正卦”是本諸《易傳·說卦》“萬物出乎震，震，東方也……；離也者，明也，萬物皆相見，南邊之卦也……；兌，正秋也，萬物之所說也……；坎者，水也，正南方之卦也”。除了“包養網dcard四正卦”，孟喜還將其余六十卦分為十二辟卦(也被稱作新聞卦)、十二公卦、十二侯卦、十二卿卦、十二年夜夫卦；同時提出“十仲春卦”說，用十二辟卦配十仲春；應用“六日七分”法，用六十卦三百六十爻配一年三百六十五日，每卦合六又八非常之七日，以此使得一年歲實完整對應于《周易》卦爻。
應當說，孟喜留意到易卦與“時”(季節)、“位”(方位)具有對應性，即易卦的源頭是在天然變化的知識之中，這一認識具有公道性，不應一概否認。但由于歷法與易數高度擁護，看上往結合得這般奇妙的理論其實充滿了穿鑿附會。以后京房更推衍此說，于是有納甲、爻辰種種之說。唐明邦這樣評價這套學說:“卦氣(無論正卦、辟卦)、納甲、爻辰，都是按象數推衍擺列成整齊劃一的形式，用以套四時、十仲春、節氣、物候、星斗，雖然它能夠為研討地理、歷象、物候供給某種啟示，具有原始系統方式的萌芽，但它僅僅滿足于對以往理性的直觀現象，作一些情勢上的擺列，排擠嚴密的科學觀測和實驗精力，它對現代科學的發展，很難作出實際貢獻。”37趙莊愚也有精辟剖析:“至漢代神視易及易數，乃始以易數為歷數之本。制歷與易之象數學合為一，此蓋有由玄進實之意，但其確定的數，不由天然之真，涉于牽強附會。”38而從用易數來附會歷數這個例子中，我們也可以看到中國現代知識發展的波折性，看到思惟與知識關系的復雜性。
七、三易說與諸觀念
眾所周知，《易》有所謂三義之說，即簡易、變易、不易，亦稱“三易”。此歸納最後見于《易緯·乾鑿度》。之后，鄭玄在《易論》中對此注道:“《易》一名而含三義:易簡一也，變易二也，不易三也。”孔穎達的《周易正義》專設“論易之三名”，其在前說的基礎上更結合《系辭傳》作了引證疏解:“《系辭》云:……‘易則易知，簡則易從。’此言其‘易簡’之法則也。又云:‘為道也屢遷，變動不居，周流六虛，高低無常，剛柔相易，不成為典要，唯變所適。’此言順時變易，收支移動者也。又云:‘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陳，貴賤位矣。動靜有常，剛柔斷矣。’此言其張設布列，‘不易’者也。”明天我們來解讀“三易”，剔除包含《易傳》包養違法在內的某些時代特征及相應附會，取其公道解釋，年夜致可以懂得為:(1)宇宙萬物皆可以乾坤、陰陽或兩儀范疇歸納綜合之，所謂“《易》有太極，是生兩儀”，“一陰一陽之謂道”。此簡易也，是對廣泛對立現象的基礎歸納綜合。(2)而萬物皆有變化，就知識而言，其最原初最基礎的，就是二至二分或四時變化。在《易傳》，即所謂“為道也屢遷，變動不居，周流六虛，高低無常，剛柔相易，不成為典要，唯變所適”，“剛柔相推而生變化”，“剛柔相推，變在此中矣”，“陰陽不測之謂神”，“變通莫年夜乎四時”，“變通者，趣時者也”，“六爻相雜，唯其時物也”。此變易也。(3)又萬物皆有規律，亦即“道”，或即天道循環，就知識而言，其最原初最基礎的，就是包含太陽回歸年等在內的宇宙循環法則，之后也包含十二次與五星周期。在《易傳》即所謂“《易》與六合準，故能彌綸六合之道”，“原始反終，故知逝世生之說”，“一闔一辟謂之變，往來不窮謂之通”，“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日往則月來，月往則日來，日月相推而明生焉；冷往則暑來，暑往則冷來，冷暑相推而歲成焉”，“《易》之為書也，原始要終，以為質也”，“《易》之為書也，廣年夜悉備，有天道焉，有人性焉，有隧道焉”，“其道甚年夜，百物不廢”。此不易也。這般，“三易”之后的知識佈景相當清楚。由此亦可見，“三易”只要置進知識才幹獲得最公道的解讀。
綜上所述，我們可以看到，《易》“時”觀念就初義而言，或許在其背后有一條非常清楚的知識線索；并且也只要從知識線索或鏈條加以考核，“時”觀念才幹夠完全和自洽。這包含:從兩儀即陰陽到四象即四時；從四象即四時到八卦即節氣；從八卦即節氣到太極即回歸年長度；四時即季節知識或觀念又與四方即方sd包養位知識或觀念有關，這般便有時、位關系；而時、位關系同樣也體現于卦圖；最終，日后經歸納歸納綜合的三易說其實正恰好反應了以上諸知識及其觀念。可見，置進知識的解讀非常順暢。當然，我們又務須明白，《易經》就其基礎性質與效能是占卜，這并不會因“時”知識或觀念而改變。是以，盡管“時”觀念作為初義有鮮明的知識特征，但一經納進占卜體系，其知識特徵便會年夜年夜削減，而奧秘性質則會年夜年夜增添，這樣一個基礎判斷是不應否認的。且即使是在感性顏色非常明顯的《易傳》，這種奧秘性質同樣不會徹底改變，不僅這般，還會因戰國末年的某種奧秘化傾向而有所增強，這是我們所必須正視的。
注釋：
1朱伯崑:《易學哲學史(一)》，昆侖出書社，2009年，第308頁。
2黃黎星:《與時同行趣時變通——〈周易〉“時”之觀念析》，《周易研討》2004年第4期。
3連劭名:《〈周易〉中的“時”及相關問題》，《河南科技年夜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6年第5期。
4黃壽祺、張善文:《周易譯注》，上海古籍出書社，2004年，第617頁。
5黃慶萱:《周易縱橫談》，廣西師范年夜學出書社，2006年，第73頁；林麗真:《〈周易〉“時”“位”觀念的特征及其發展標的目的》，《周易研討》1993年第4期。
6王振復:《〈周易〉時間問題的現象學探問》，《學術月刊》2007年第11期。
7王新春:《〈周易〉時的哲學發微》，《孔子研討》2001年第6期。
8趙士孝:《〈易傳〉的時間觀及其現實意義》，《鄭州年夜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99年第2期；董根洪:《“亨行時中”，“保合太和”——論《易傳》的中和哲學》，《周易研討》2002年第3期；程立功:《〈周易〉與儒家“時中”觀的淵源》，《甘肅社會科學》2005年第1期；鄭萬耕:《〈易傳〉時觀溯源》，《周易研討》2008年第5期。
9高亨:《周易年夜傳今注》，齊魯書社，1979年，第538頁。
10周振甫:《周易譯注》，中華書局，1991年，第248頁。
11黃壽祺、張善文:《周易譯注》，第522頁。
12[法]列維-斯特勞斯:《野性的思維》，商務印書館，1987年，第106、107頁。
13高亨:《周易年夜傳今注》，第538頁。
14周振甫:《周易譯注》，第248頁。
15黃壽祺、張善文:《周易譯注》，第522頁。
16見《中國年夜百科全書·考古卷》相關內容，中國年夜百科全書出書社，1986年，第484頁。
17彭林等:《中華文明史》第1卷，河北教導出書社，1989年，第214頁。
18馮時:《河南濮陽西水坡45號墓的地理學研討》，《文物》1990年第3期。
19分別見《山西襄汾縣陶寺城址遺址發現陶寺文明年夜型建筑基址》，《考古》2004年第2期；《山西襄汾包養行情縣陶寺城址祭奠區年夜型建筑基址2003年發掘簡報》，《考古》2004年第7期。
20丁山指出:以考正四時標準的四中星，在甲骨文里也有不成篇段的發現。參見丁山:《中國現代宗教與神話考》，上海文藝出書社，1983年，第142頁。
21王世舜:《尚書譯注》，四川國民出書社，1982年，第2頁。
22彭林等:《中華文明史》第1卷，第225頁。
23彭林等:《中華文明史》第1卷，第215、216頁。其他如在甘肅永靖蓮花臺辛店文明遺址陶器上也有光線四射的太陽紋。
24詳見張朋川:《中國彩陶圖譜》，文物出書社，1990年，第184、188頁。
25從獲得太陽投影的年夜致拋物曲線來說，其實并不需求精確到逐日，只需數日記錄一次，但應當確定，如5天記錄一次，或10天記錄一次。
26以上詳見吾淳:《中國哲學來源的知識線索——從遠古到老子:天然觀念及天然哲學的發展與成型》，上海國民出書社，2014年，第133、134頁。
27陳夢家:《殷虛卜辭綜述》，中華書局，1988年，第405頁。
28侯外廬、趙紀彬、杜國庠:《中國思惟通史》第一卷，國民出書社1957年，第67頁。
29林麗真:《〈周易〉“時”“位”觀念的特征及其發展標的目的》，《周易研討》1993年第4期。
30當然，《說卦》上述將八卦與季節(時)和方位(位)相結合的論說無疑也應當遭到年齡以來五行觀念的影響，是以未必正確。
31[法]列維-布留爾:《原始思維》，商務印書館，1985年，第200頁。
32[法]列維-斯特勞斯:《野性的思維》，第159頁。
33丁山:《中國現代宗教與神話考》，第95頁、163頁。
34常正光:《陰陽五行學說與殷代方術》，艾蘭、汪濤、范毓周主編:《中國現代思維形式與陰陽五行說探源》，江蘇古籍出書社，1998年，第256頁。
35于錦繡、楊淑榮:《中國各平易近族原始宗教資料集成》(考古卷)，中國社會科學出書社台灣包養網，1996年，第361、362頁。
36與此相關，當時觸及“八”的觀念能夠在分歧水平上都與八方或八風即八時有關。例如《國語·鄭語》中云“回祿亦能昭顯六合之光亮，以生柔嘉材者也，其后八姓，于周未有侯伯。”丁山以為這個八姓，當然是隱射八風。見《中國現代宗教與神話考》，上海文藝出書社，1988年，第329頁。類似的在《左傳》中還有八人、八愷、八元等。
37唐明邦:《漢代〈周易〉象數學的思維形包養情婦式分析》，唐明邦等編:《周易縱橫錄》，湖北國民出書社，1986年，第324頁。
38趙莊愚:《論易數與古地理歷法學》，唐明邦等編:《周易縱橫錄》，第446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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